六十年代的湾仔红灯区，阿良开了一家只有五张桌子的酒吧。他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开门，只为了等一个从不说话的女人——红姐。红姐每晚九点上台，只唱一首《不了情》，然后喝掉阿良专门为她泡的一整瓶高粱酒，被一个西装男人接走。阿良从不打听她的过去，直到有一天那西装男人告诉阿良：“她嗓子坏了，以后唱不了了。”红姐从此消失。十年后，阿良成了全香港最大的酒商，他酿的第一支私人酒标就叫“红”。在一次盲品会上，一位失去味觉的评委要求再尝一次“红”，然后当众落泪：“这瓶酒里有哭声。”那天深夜，阿良在酒窖里接到一个电话，对面传来一个苍老的、含混的声音：“阿良，我的嗓子…又回来一半了。”
邵氏末期最被低估的文艺片。导演用酒与水、声音与沉默的意象对仗，写尽了一个男人近乎偏执的守望。全片最动人的不是任何一句台词，而是阿良每次听到《不了情》前奏时的表情变化。最后那通电话的开放式处理，比任何大团圆都要高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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